西方设计师的“超国民待遇”　　内忧之外，中国建筑界亦处在外患的包围中。这也是此次会议反复被热议的话题。甚至程泰宁、何镜堂、崔恺和邹德慈四位院士联合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们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　　“二十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已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程泰宁说，崇洋之风弥漫全国，“大家已经看到，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　　此前，程泰宁的课题组已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区域内，26幢建筑无一为大陆设计师设计；广州的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而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大城市尚好，在二三线城市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标准定得非常高，一搞就是普利兹克奖（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2013年获奖的王澍是第一个中国人），这等于中国人就几乎不能准入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说出了诸多中国建筑师的怨气，“地方政府想做噱头，宣传无可厚非，但至少可以给个机会吧。”　　“大家的要求，只是希望能打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让外国和中国的设计师有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条件，大家凭本事吃饭。”邹德慈说。　　程泰宁回忆说，有次他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中标后，业主方一定要求有国外设计机构挂名，最后公司不得不花钱邀请国外设计师署名。　　这让整个中国建筑界形成恶性循环。多位院士和设计机构负责人纷纷附和、抱怨，说由于无法获得项目，一些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只能沦为外国事务所的“绘图机构”，中国建筑师罕有参与大型项目设计的机会，更毋庸谈创意设计。　　“年轻，本是思潮最活跃的时候，但现在年轻人却难有平等的机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说。这直接导致年青一代缺乏成长机会。　　“我们有民国建筑，还没有共和国建筑。”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年轻的独立建筑师张雷感慨。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三十、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程泰宁说。　　这是“领导”的城市　　“我们设计建筑，但无法负责体制的设计。”程泰宁课题组成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韩冬青苦笑说。　　在大会第二天专题讨论的圆桌会，几乎成了建筑师们的诉苦大会。　　“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机制，正是造成当前建设领域种种乱象的根源。”程泰宁的课题组研究指出。　　“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舆论特别关注的‘鬼城’现象，以及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的恶劣案例又为什么会不断发生？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程泰宁自问自答，规划设计意图的改变，以至项目的存废，全都在主要领导的一念之间。　　“现在很多官员都是建筑发烧友。领导热情澎湃的时候，都是直接画草图。有些领导的草图并不比院士们薄。”一名建筑师打趣说。“不懂还好，如果领导是博士，还是学建筑学的，那就完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孙一民说。　　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欣，则以一则黑色幽默自嘲：以前在学校里碰到一个老师，他问道，如果发生争议，碰到官大的人怎么办？老师答：谁官大听谁的、谁钱多听谁的。开始工作后，他才发现这是“真理”。　　领导的任期制，也是加剧乱象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官员总是有一种‘抱负’，他就希望要快，在离任前看到。”与会的一名建筑师抱怨，为了赶工期，设计法律和科学都被扔到了一边。　　程泰宁回忆，他曾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屋顶的防水玻璃施工很重要，但领导要求赶工期，施工方不得不草率完工。现在一到雨天，馆内就不时漏水。　　领导的能量，更体现在招投标过程中。年迈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蔡镇钰抱怨，他的创作室参与东北某地火车站项目的设计招标，通过程序拿下项目应无碍了，但当时任铁道部长的刘志军突然横插一脚，提出给另一家设计院。“他无视程序进行的投标，谁也没办法”。　　现行的设计方案招投标遴选模式，正是此次论坛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此前，课题组曾针对港澳台之外的全国所有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回答“基本公正”的只有17%。“现在的招投标，70%是虚的。”魏敦山院士说。与会者纷纷批评，由于评审过程缺乏透明，贿赂评委、串标定标的暗箱操作成了常态。　　要求匿名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这方面，体制内的一些大型建筑设计院为害尤甚。“他们跟政府走得更近，也更容易拿到项目。”也因此，更唯领导马首是瞻，“领导、开发商要什么就给什么”。　　“城市本该丰富，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枯燥无味，正是因为一个人和几个人的操作，设计了城市的面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院长王昀说。　　“这是‘领导’的城市。”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王幼芬嘲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