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面目被定义为“拆毁”。普利茨克奖得主王澍说过，在中国只有10%的古建筑幸存到现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基于古代史：中国传统建筑多用木构架，所以现今多数重建工作是用新型材料造出传统式样；二是基于现代史，文革期间为了铸造新文化而摧毁了大量古建筑。古代城市肌理的缺失造就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城市的状况。在古迹几乎全部遗失的情况下，亚洲社会长期面对着从零开始的局面，这引出了以自由的发展形式建造一个全新社会的机会。建筑师的数量十分引人注目：在每4万人中只有一个建筑师，而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是400，是中国的1%。　　从这些中国建筑的数据我们能看出亚洲现状的特性。中国建筑师们比起他们在欧洲的同行，工作效率要高很多。中国建筑用钢筋混凝土是世界总量的33%，中国建筑师只占世界总数的1%，而酬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

　　从理论上看，这些点明了中国建筑和建筑师的现状。中国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城市发展的速度。土地归国家独有，再租赁给他人建设。通过这种形式，国家从私人领域回收资金。国家拥有绝对控制权，不光是土地所有权，还有掌控城市总体规划的权利。而政府能做的只有规划，并没有对建筑设计有绝对的控制。政府所定义的城市总体规划为，投资商和建筑师拘于形式性的做出建筑，然后形成城市。房屋作为一种投资形式被卖出，然后就闲置下来。　　今天，中国的建筑师现状迫使建筑设计和施工的周期大大缩短。设计项目本有无数种可能，但却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工业制造，并没有时间用来思考。执行的速度及塑造城市特性的决心促成了如上海一城九镇（欧洲式的卫星城）的例子。1980年以后，新的经济开放政策大大刺激人们去提高生活水平。所有来自于国外的东西都被认作创新形式，作为奋斗的目标。中国希望能体验西方的生活方式。投资商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建造了许多理想化的欧洲城市。　　实际上，输入西方理念并加以融合而批量生产出来的房屋，形成了一种夹杂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混合体。　　房地产业建造、使用房屋，当获取最大化利益之后，就会将它们一一拆除，然后继续建造新的房屋。“豆腐渣工程”就是这种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牺牲工程和材料质量的产物。没有人能逃过这个陷阱，即使是世界级建筑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她的广州歌剧院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