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迪说：“当时银川美术馆找的设计师是隈研吾，但最终甲方选择了waa的方案。一方面肯定是费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虽然隈研吾做过很多博物馆，但是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其实甲方更关心的是业态如何发展，建完之后谁会来。所以他特别希望能看到一个整体的效果，而不是一个建筑单体。”　　综合了曲江项目及在福斯特做过的一些博物馆项目的经验，张迪提出了生态圈的设计理念。“艺术要想成为一个活的生态系统，必须有展示、生产和销售的空间，形成一个闭环的系统。如果说美术馆是销售的地方，雕塑公园是展示的地方，那么还缺少一个生产的地方，我们可以建一个艺术家村。”　　因为银川当地并没有很多艺术家，张迪找到了一位英国的策展人，希望能够邀请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在这边举办一个类似夏令营的活动。甲方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于是把银川美术馆、雕塑公园和艺术家村都签给了waa。　　但是，项目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推进。出于各方面的考量，艺术家村最终没有实现。这也是让张迪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如果有机会展示艺术家村，大家会看到，它的风格与美术馆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车间式的、非常低碳的效果。”　　感知东西方建筑环境的差异　　由于三位合伙人之前都有过在福斯特的工作经历，处理项目的手段方式及管理方法自然受到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福斯特并不是一家商业公司，但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其项目的完成度非常高。效果图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但完成后会让你觉得每一个节点都那么好。”张迪认为这是建筑师最大的骄傲，“所以我们在项目中也尽量把每个节点都设计到。”　　英国项目的完成度之所以高，是因为在英国，建筑师是一个合同管理者的角色，对项目的把控度非常高。“如果建筑师不签字，施工方拿不到钱，业主也不能付钱。而在中国，建筑师没有太大的话语权，最后还是要由业主决定，所以很多时候完成度可能都是凭运气。”张迪说。　　Jack认为，沟通是在中国做项目遇到的一大难题。“在欧洲，建筑师与工程部等各个项目组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紧密的。项目这么复杂，必须全方位沟通才能确认大家想的是一样的事情，做的是一样的事情。”Jack以银川美术馆为例，“其实我们在合同以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施工方之前做的大多数项目是住宅，不太了解如何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项目，所以在施工过程中有很多遗憾的事情。很多我们认为在施工前应该沟通好的事情因为缺乏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　　Ruben则坦言，在英国，由于地域狭小，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做设计，设计师和甲方的思维往往会禁锢在一种“小镇”模式里。而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角度都会拓宽，中国的一些甲方也愿意给予设计师尝试新想法的机会。“但同时，中国的甲方也要对自己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更有信心一些，将项目周期放长一些，给设计师和工程建造稍微多一点时间，这样才能做得更好。”　　建筑应回归人性尺度　　对于Jack和Ruben来说，北京是一座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城市，胡同是其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元素。相比时下中国城市盛行的由大马路、大型门禁社区所拼凑的低步行乐趣的城市形态，胡同则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城市规划设计好不好，市民最有发言权。一些人认为宏伟壮观的空间意向有利于吸引投资，于是一味追求地标性建筑、大尺度的街道、繁琐装饰的街景和巨大的公共空间，追求航拍美观和视觉冲击的所谓精品。但实际上，这些对资源来说是过度浪费，对市民来说也经常是难以接近和过于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城市设计必须回归人的尺度，强调人的存在和需求，注重每个市民在城市空间中的体验。　　“欧洲的城市处于一种生长的状态，在城市里走你会觉得很舒服。比如我之前在伦敦市中心做的一个项目，花了很长时间在找这个项目怎么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很多灵感也是来自于周边的环境和一些历史性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很多项目都是在一大片空地上做总体规划，这就导致一些所谓地标性的建筑与周围环境完全不搭界。”Ruben说。　　如何在新旧环境中寻找到一种平衡的工作方式是waa一直在摸索的事情。“但是我们特别不希望，也从来不会对业主说我们在伦敦就是这样做的，你就应该按照这个方式做。我们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为他量身定做出一个本土的、适合他的方法，而不是把现有的西方的做法硬塞给他。”在采访的最后，张迪还向我们透露了事务所近期的工作动向，“今年会比较侧重商业类的项目，此外在银川做的另一家私人博物馆——复朴斋也刚刚通过规划，将于6月动工。”